购物卡实名制实施近一个月，本市检察机关还没有接到一个来自商业单位的举报。实名制到底能不能抑制腐败？对此，检察官认为虽然有一定制约作用，但仅仅“单向实名”不可能从源头遏制“卡行贿”。

 

　　西城检察院反贪局侦查二处处长李惠明分析，金额1000元以上的购物卡才实行实名制，那么最容易的应对手段就是“化整为零”——买两张500元的购物卡。

　　有些贪官拒收大额购物卡，转而开出“购物单”，交由行贿人购买，自己完全不会暴露。这样，实名制反而催生犯罪过程更为隐蔽，加大了侦破难度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实名制购物，商业单位是最容易发现问题的，但商场本身是既得利益者，依靠其举报，几乎是妄想。“目前，商场对于购物卡消费和现金消费并没有区分管理，票据一般只保留三个月，还没案发呢，证据就被商场毁掉了。”李惠明认为，仅仅规定单向的“购卡实名”，不可能遏制腐败。

 

　　李惠明建议，落实实名制，必须配套建立后续措施——消费实名、商场举报机制以及账单保存制度。

　　“落实消费实名，这样检察机关就能完整掌握一张卡的走向，从源头上防止购物卡演变为行贿工具。”李惠明举例说，持购物卡消费时，不能仅靠签字，必须出示身份证，这样无论是行贿人还是受贿人，都会担心留下直接的犯罪证据而放弃卡行贿。

　　此外，为了防止卡行贿化整为零，相关部门应该规定商场对多卡消费实行卡号登记，发现可疑主动举报，否则承担一定责任。“根据朝阳检察院统计，近五年受贿案件中，用购物卡行贿的占到46%，而石景山检察院统计，2009年这一数字高达83.3%。”李惠明无奈地说，实际办案中，检察机关虽然发现了贪官家中有大量购物卡，但无法证实卡的来源和走向，因此不能计入犯罪数额，令贪官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。所以，商场登记了购物卡号，好比登记了卡的“身份证”，然后各商场再统一联网到相关部门，这样，检察机关发现可疑的购物卡时，只要输入卡号，就能知道行贿人和受贿人是谁。

　　李惠明还建议，商场应该把卡消费和现金消费区别管理，例如，延长卡消费的票据保存期限，至少保存1年以上。因为，受贿案件自犯罪到案发，一般有一个长时间的过程，消费票据作为原始证明是最有力的证据。“或者把纸制票据做成电子版，进一步延长保存期。”

 

　　据检察机关相关人员介绍，我国曾三令五申禁止发行、使用各种购物卡，就是看出了购物卡消费存在会计制度和税收制度上的漏洞，会成为行贿、受贿的温床。

　　然而，据《2009年中国预付卡行业报告》显示，截至2009年底，我国国内流通领域预付卡发卡资金规模达到10925亿元，交易笔数17.5亿次，吸收沉淀资金约397亿元。购物卡的身份一下子从非法变成便利公众支付、刺激消费的有功之臣。

　　可是，检察院通过调研发现，普通家庭或个人消费，一般不会选择购买购物卡消费，而是选择现金或银行卡；购卡的主体一般是国有单位和政府机关，逢年过节以福利和过节费的名义发给职工；但真正大量、大额使用购物卡消费的群体主要是一些手握实权的官员。在侦办一起国家某部委的官员职务犯罪案件中，检察官在其家中搜出不同种类的购物卡、消费卡达82张，面值20余万元，其中有不少是过期卡。据该贪官自述，因为收受大量的卡所以不能及时消费……对此，海淀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罗猛曾建议说，应对购物卡进行重新调研，如果只有不超过10%的购卡者是为了用于自己消费，那这种卡就没有存在的必要。

 

　　1991年,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《关于禁止发放使用各种代币购物券的通知》，要求“已发放尚未使用的购物券，一律停止使用，由发放单位立即收回销毁。”

　　1995年,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》规定：“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印制、发售代币票券，以代替人民币在市场上流通。若发现这些违法行为，将处二十万元以下罚款。”

　　1998年12月，国务院纠风办公室紧急通知：“禁止印刷、发售、购买和使用各种代币购物卡。”

　　2000年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》规定：“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印制、发售代币票券，以代替人民币在市场上流通。”

　　2001年1月，《关于严禁发放使用各种代币券、卡的通知》再次重申禁令，并要求已经发放购物卡的单位必须在2001年2月28日前妥善处理。

　　2005年6月，央行曾发布《支付清算组织管理办法》(征求意见稿)，但一直未能正式出台，其中规定“包括第三方支付、虚拟货币在内的新兴支付手段都处于监管灰色地带”。

　　2011年4月，国务院第四次廉政工作会议明确提出，要重点整治查处收送礼金问题，对收送各类有价证券、支付凭证和商业预付卡的，以收送同等数额的现金处理。

　　2011年5月，国务院转发人民银行、监察部等七部门联合下发的《关于规范商业预付卡管理的意见》，要求建立商业预付卡购卡实名登记制度。